一个研究中文诗的亚美尼亚人,想起祖国的语言危机 | 世界药丸

摘要: 他成了人大中文系里那个“外国学生”。

12-09 18:44 首页 三明治

 


文|郭歌


Robert来自亚美尼亚,目前在人大读现当代文学的硕士。

 

我遇见Robert的地方,是人大主办的2016年新诗百年研讨会。圆桌集结了谢冕、洪子诚、于坚、欧阳江河等中国当代最重要的诗论家和诗人,搬着凳子散落四周的则是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年轻后生们。

 

这里面,就有一位典型东欧长相、白色毛衣、极其瘦高的男生,他没有椅子,席地坐在旁边的台阶上,手拿笔记本和笔,凝神听着那些即使是中国人也不一定能听懂的讨论。

 

下午的时候,他离开了一会儿,去教一位中学生英语文学。晚上再回来的时候,我们一起喝了白啤,第二天还一起看到了那年冬天北京的第一场雪。

 

1



“我与我的国家同岁。”Robert开玩笑似地告诉我他的年龄。1991年苏联解体,亚美尼亚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年的古老国家重新独立。


Robert的家乡Vanadzor


亚美尼亚语也是非常古老的语言,公元405年开始有自己的文字,到今天都没有太大的变化,只去掉了三个字母。Robert告诉我,他有时候觉得中国文化很亲切,因为中国与亚美尼亚同是古老传统的国家。


亚美尼亚语非常难学,有38个字母,惯说亚美尼亚语的人们能发出各种各样的音,因而学外语很容易。电话那头,Robert清晰地发音:h,k,z。

 

出生在这样一个国度,孩子们从小学起就要学习两种外语:英语和俄语。不过外语不是很重要的科目,很多人都学得不好。另外,他们只会挑选其中的一种重点学习,Robert选的是英语,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英语老师。“很多年轻人都抗拒俄语,因为苏联的原因。”

 

与Robert父亲不同,大部分中老年人的外语是俄语。在父亲年轻的时代学习英语是一件困难的事情,甚至还冒风险。在学校基础的教育结束之后,父亲发现没有继续学习英语的渠道了——政府也显然并不鼓励人们学过多英文。

 

于是父亲开始自学,他的方法是——用英文写了信,发往全世界。通过这种方式,他收到了许多回信,也交到了很多笔友。一次,他被KGB传唤到警察局,特警问他:“你为什么要用敌人的语言写这么多信?”

 

苏联解体之后,就没有这种问题了。于是Robert的父亲又自学了更多,就开始做英文老师。“因为没有其他的工作。”

 

在亚美尼亚的书店里,鲜少有英文书,亚美尼亚语和俄语占据了主要部分。因此父亲申请了一个美国的项目,开了一个英文书图书馆,每个人都可以借书。

 

大概是在这样的氛围下,Robert的英文学得很好。他从小就读了很多英文诗。他说:“我选择了英文作为我的语言,而不是我的外语。”“英语是我的每日语言。”

 

这让他的中学时代很轻松,也没有什么升学压力。在他离开家乡Vanadzor来到首都Yerevan读高中之前,有一阵子他甚至天天踢足球,长达一年。

 

他和哥哥都选定了大学念英文系,理所当然:“我们选择了父亲的道路。”他进入Yerevan Brusov Stat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and Social Sciences(埃里温“布留索夫”国立语言和社会科学大学),布留索夫是一位俄国诗人,在亚美尼亚语言和诗歌领域曾作出了重要研究。

 

Robert进入了英文系,选择心理学作为第二专业,每周上两次相关课程。英文系开的课不外乎语法、句法、语音学之类,很少讲到文学。虽然老师留了很多作业,但终归对他来说还是太容易。

 

17岁的少年陷入苦闷,他开始抽烟,那也是他仅有的一段抽烟时光。作为大一新生,他租住在一间公寓里,随机翻看书架上的书,直到他翻到《基督山伯爵》。

 

“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was a cold shower for me.”这部小说让他醒来。

 

17岁的男孩子,都疯狂崇尚着强大和力量。这本书告诉他,通过学习可以拥有力量。主角艾德蒙在监狱里学习了数学和好几种语言,出狱之后,他成为了那个强大的“基督山伯爵”。

 

2


就在他以全部的少年热情想要投入“让自己变强”的学习中时,兵役像一张网,笼住了翅膀。

 

“不管你在做什么, 过了生日就被带走。非常强硬的制度。”Robert说。

 

他仍旧记得进军营的第一天,他带了一本笔记本。少年暗下决心,要把经历的一切都记录下来。但他终究没有做到,不是时间或物质上的原因,是心理原因。

 

要睡在一百个人的大房间里,每两月要在山野里连续住上一整个月,一共是六个月……无怪乎Judith Butler说,军队使人成为 half-citizen(半公民)。

 

战友们多为没受过太多教育的年轻人,Robert甚至猜测自己是整个营里唯一能讲流利英文的人。军队里没有图书馆,但是你可以带任何你喜欢的书进去看。

 

“没有人检查么?”

 

“没有人在乎的。因为根本没有人读书。我在那里的前一年半一本书也没有读,没有办法专心。但是最后半年,我一直在读书。”

 

“那么,其他人不读书,业余时间做什么?”

 

“吵架。”

 

他说他的转变是因为一个朋友,他们在军营相遇时,Robert跟其他小伙子们一样,只有20岁,而对方已经27岁了。那是他唯一能共同阅读和谈论文学的人,他很遗憾服役一年多才认识他。

 

“军营里没什么人喜欢他,因为他总是奋力争取‘正义’。有一次,他为了保护一个被军官欺负的新兵,被玻璃严重伤了手。手术后,他的手指就不再灵活了。退役后他想找个好工作,唉,他虽然很聪明,但是太古怪。”Robert与他至今还是最好的朋友。

 

2008年,Robert结束两年服役期回到了学校。与很多再也无心学习、只想立刻挣钱的同学不同,他求学的心更强烈了。“我已经失去了两年的时光,我要把它们补偿回来。”抱着这样的心态,他参加了一些亚美尼亚联合国协会的项目,比如在格鲁吉亚待了一周。那时候,他得到了一份礼物,是一本尼采著作的新译本,于是他开始读尼采。

 

3


他也同时报名了中文和西班牙语的语言学习班。

 

每次我夸Robert有遗传的语言天赋,(他的父亲会亚美尼亚语、英语、希腊语、芬兰语、俄语、波兰语、中文……)他就要拿他的西班牙语反驳我,因为只学了一学期就放弃了。他说,还是不够有兴趣吧。

 

中文却一直持续了下来。念了三个月的孔子学院后,他去考了K1(外国人汉语水平考试里最低一级,要求掌握150字)。“其实并不需要考级,我就想看看自己有没有进步。”

 

朋友们都觉得他疯了,选择学习汉语这样“困难的语言”。他却不管不顾地学起来,甚至还来北京语言大学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中文培训。那是2012年的冬天,他第一次来中国。

 

“因为住在五道口,所以天天去酒吧。”Robert笑说,“只是一个月,能有什么进步?但其实还是有一点,对中文更感兴趣了。”

 

回国以后,Robert继续每周两次学中文。到了2013年,Robert大三,又去沈阳师范大学接受了一个半月的汉语教师培训。那是孔子学院组织的一个活动,由于他们大学没有中文老师,组织者又与他相熟,就把名额给了他。

 

大部分参加者都是教中文的老师,因而课程对于才学了一年多汉语的Robert来说很难。不过那一次,他们去了很多地方,最后一周在北京,看了长城和颐和园。

 

大三是Robert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年。当时,他住在一座图书馆旁,每一次他回家的路,都毫不犹豫地通往了图书馆。就是在那里,他第一次读到了美国诗人肯明斯的作品,并用翻译他的诗的方式度过了自己的21岁生日。

 

为了赚取零花钱,Robert开始教授中文,他带了好几个外国学生。自己的中文也不够好,他就在课前非常仔细地备课——后来,半年教学成了他中文突飞猛进的契机。那段日子,Robert每天都在看中文书,他的朋友们已经见怪不怪了,大家已经知道:他要到北京,念语言班。

 

仍旧是通过孔子学院,Robert申请了人大一年的语言班。

 

语言班的课程很紧,每天早上的八点到十一点都在上课。Robert并不会去旁听别的课程,既没有时间,也听不懂。偶尔去听几个讲座,也都是英文的。

 

Robert当时想,待一年的语言班结束后,他要选择新闻系。因为在亚美尼亚曾经参加很多联合国项目,他理所当然地觉得,可以学习新闻学,做点什么重要的事。

 

但是,该遇见的人始终会遇见。

 

也就是大半年前。Robert在宿舍旁的打印店排队,看着一个中年人,拿着一本英文的《茨维塔耶娃》。

 

中年男人,英文,茨娃,Robert决定跟他交谈。

 

“你读茨娃吗?”

 

“我不仅读,而且翻译!”

 

中年男人邀请他去办公室,还为他写下了名字和号码,告诉Robert有事情可以找他。

 

Robert念着手里的纸条:“王家新”。他那时还不知道,王老师是人大现当代文学的教授,才出了一本茨维塔耶娃的译诗集,正在翻译洛尔迦。

 

但是Robert听懂了,有事情可以找他。没过多久,Robert成功拿到了新闻系的录取通知。这个本应让他雀跃的消息躺在他胸中,经过一夜的睡眠变成莫名的不安——当第一丝光线穿过窗帘,他本能地感觉有什么东西错了。


不对,他的命定的未来不该在这里。


他急忙翻出那张纸条,拨响了上面的号码。可是电话那头传来声音:“你是那个美国学生吗?”王老师已经忘了Robert。

 

Robert连忙解释,从自己的国籍,到自己的专业。那一天的后来,王老师急急忙忙开车赶到学校为Robert写推荐信,在那个星期天。

 

“然后一切都改变了。”

 

面试的时候,同为现当代文学教授的张洁宇老师开玩笑说:“你中文这么好,比王老师还好。我觉得你们很合适。”

 

4


“选择这个专业,就是因为王老师吗?”我问Robert。

 

“主要是因为这个老师,但,我一直都对现当代文学很感兴趣。当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,我想,这就是我要的。”Robert回答。

 

于是,他就成了人大中文系里那个“外国学生”。

 

上课时,Robert是最专心的学生,因为文学史上的大部分名字他都是第一次听。“我会阅读每个人的一篇文章。”

 

听课并不困难,期末的考核是写论文,对他的要求也跟对中国学生的一样,字数和语言都一样。一学期下来,Robert拿了第三名。“当然,他们都比我好。但是应该是看我是外国人。”Robert的声音,谦虚里还是有点得意。

 

才开始学的时候,他还只读过英文版的《狂人日记》,诗歌只读过翟永明,她是Robert读的第一位中国当代诗人。“在一个偶然的夜晚,我遇到了她的诗。我觉得她的诗很酷,当然也可能是英文翻译很好。”

 

那首诗是《她的视点》。他禁不住写了一篇诗论,他说写得毫不专业,但却比现在写的那些专业论文更满意。后来,在北大的未名诗歌节上,他见到了翟永明。熙熙攘攘中,王老师替他向翟永明表白了他对这首诗的喜爱,女诗人微笑、点头,然后他们一起走进大楼。

 

如今,他读过整本的《呐喊》,连《野草》也很仔细地看了。前阵子买了鲁迅的杂文全集,他说没看懂《摩罗诗力说》,但是喜欢鲁迅的幽默。他还读了一些张爱玲的作品,“并不是因为夏志清。”

 

当代部分,他在课程之外读了王小波的《黄金时代》和《我的精神家园》。还读了阿城的作品。这些都是用中文。

 

“你来北京我带你去那个书店,一律只要十块钱。”Robert邀请我。

 

我让他再带我去喝酒,还问他是不是常常同王老师一道去酒吧。他不知是玩笑还是认真:“我们总是一起吃普通的菜然后各自回家,郭歌来了才会去酒吧。”他想了想又说,“我碰到王老师,绝对是一个奇迹。”

 

5


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,Robert非常忙碌。他先是飞回了祖国,还在那里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做了一个讲座。那里的领导是之前孔子学院的领导。

 

讲座是用英文做的,因为很多学生没学过中文,所以随便他讲些什么。他选择了文言文学到白话文学的过渡,重点介绍了鲁迅和胡适。因为只有几个小时时间,他不能细细地研读文本,只能粗略介绍一下历史和作家,讲讲“如果你想了解鲁迅,可以看哪些书。”

 

讲座结束后,学生们热情高涨,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,有些也让他啼笑皆非。比如有人问:“鲁迅是怎么死的?被暗杀吗?”因为大家都觉得鲁迅做了很多很勇敢的事情。

 

他们还问Robert《狂人日记》有没有亚美尼亚语的译本,Robert说应该没有,但一定要有。他决定自己翻。Robert分别翻译过王家新老师和李浩的一些诗,当然还有翟永明那首《她的视点》。

 

还有人提出,在中国很多小孩都学古诗,这已经成为生活文化的一部分。而在亚美尼亚文学离生活很远,Robert说:“我同学的儿子已经在背李白了,虽然他还不会说几句话。而在我们的国家,他们让小孩自然长大,玩儿。”

 

Robert在家只待了两个星期,只做了这一次讲座。但是回中国后,校方联系他,希望未来他能上两三次线上课程,他没有拒绝。校方还提出,希望未来能聘请他成为中文教师,Robert犹疑不决。

 

之所以这样急着回中国,是因为Robert参加了由汉学发展基金会所组织的夏季研学计划,在香港、北京、台湾、澳门各学习一周,每天讨论一个传统文化话题:孔子、老子、孟子。

 

回来以后,他开始准备K6也就是外国人语言水平测试最高级的考试。他在两年前已经考了K5,而K6是在中国申请博士学位所需要的水平证明。他说想去台湾读古典文学,虽然不太认得繁体字,也不太懂得文言文,但他想挑战自己。

 

“最初学中文就是挑战,这也是我一直追求的。我现在觉得古代文学很困难,所以才想要挑战。我想试试看有没有人要我。”

 

但是我明白,他又来到了人生的岔路口。

 

比如,他今夏因回家时间太短与一直像朋友一般的父亲爆发了争执,至今没有和解。他想,也许就是到了从“父辈”那里精神独立的时候了。

 

比如,他还是很想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什么:“我们国家的文学、语言遇到了危机,我需要做点什么。我们人很少,从事创作的人也不多,我几乎都认识。”

 

在亚美尼亚,只有一本比较有名的文学杂志,叫《Granish》。虽然是在线杂志,但是主编是最有名的批评家。整个团队包括了亚美尼亚年轻一代最杰出的作家,“70后”。即使在这本杂志里,关于中国文学的内容也只有Robert翻译的几首。“那个主编每次都很高兴,一直让我翻译莫言的一篇。”

 

Robert告诉我,目前中国诗人在亚美尼亚有译本的,只有于坚和吉狄马加,还都是从英文转译的。甚至于坚那一本,他的名字都被写错了。

 

而Robert本人看得最多的还是英文书。他说亚美尼亚不像是中国,“中文你什么都可以找到中文的,但是我们国家很小,如果你想读外国文学需要人翻译,你不能接触到所有的东西。今年夏天我回家,看到书店里出版了亚美尼亚语的《老人与海》,之前似乎都没有看到,只有俄语和英语。”另外,对于西班牙语、法语等文学作品,就算有亚美尼亚语翻译他还是倾向于看英译,因为通常英译本更准确。

 

“可是身处别的国家,说着别国语言,你不会感觉到文化焦虑吗?”我想到自己在萨尔茨堡讲德语的白天,和一回到寝室就迫不及待打开微信讲中文的夜晚。那仿佛是一种换气,为了避免溺亡在外语中。

 

Robert说他也很好奇自己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焦虑。他读英文书感觉很自然、很直接,就是自己的,不像外语。不管是查东西还是看新闻,他都会用英文,因为亚美尼亚语对于他来说不是很方便。最后他只能总结道:“我是例外。如果用我介绍亚美尼亚,那是不对的。” 

 

而最近,他试图捡回荒废已久的俄语,不管它的语法有多复杂。我在他的身上已看不到少年时因苏联而对俄语升起的抵触。他只是说如果失去这个语言,实在非常可惜。

 

我问他用什么语言写诗,他像策兰那样,严肃地回答我:“写诗,只能用亚美尼亚语。”

 

“好可惜,我可能一辈子都没办法读你的诗。”

 

“你可以学习亚美尼亚语,你还很年轻。”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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