孩子不想做作业,知道新科诺奖得主塞勒会怎么破吗?

摘要: 人由两种心理控制,一种希望获得立即满足,另一种理智地权衡现在与未来。

11-03 14:13 首页 恒昌公司官微

人由两种心理控制,一种希望获得立即满足,另一种理智地权衡现在与未来。很多时候,人们的行为极其反常,并非总是理性。


不管多么痛恨中国的基础教育制度,吃晚饭前,我们对学龄期的小同学有一个要求,先做完作业。当然,最初的训练可能不那么有效,我们就会告诉她一个故事:


一位叫做米歇尔(WalterMischel)的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在1970年做了一个实验,让一大堆4岁的儿童在一间教室里,每个孩子面前摆了两个盘子,一盘只有一颗棉花糖而另一盘有两颗。


一位叔叔告诉孩子们,他现在有点事要出去,如果等一会再吃,小朋友们就可以吃到两颗糖;如果忍耐不住马上就吃,可以只吃一颗糖。


实验的结果表明,大部分的孩子在几分钟后就投降了,选择了吃一颗糖。而那些能够忍耐更长时间去选择两颗糖的孩子,在15年后(1985年)的一份调查表中显示,他们进入常青藤大学的可能性更高,忍受挫折的能力更强,也更成功。


这个方法起了作用。我们告诉孩子,这叫短期理性和长期理性的抉择。


▲实验中,一位孩子正在经历棉花糖的诱惑


当然孩子有时候也会调皮捣蛋。这时我们就会告诉她,如果你愿意并且能够承担不做作业的全部后果,你也可以不做。我们并不对结果负责,你自己去对老师解释原因。结果当然是显而易见的。


2017年的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·塞勒(Richard Thaler),也许会把这个故事的内涵,拆分成三部分来看。


关于短期理性和长期理性的故事部分,塞勒在同事谢弗林帮助下,运用委托-代理理论框架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:人由两种心理控制,一种希望获得立即满足,另一种理智地权衡现在与未来。很多时候,人们的行为极其反常,并非总是理性。


其实绝大多数的儿童在选择一颗糖时和大多成年人的决策,是有缺陷的,这种缺陷并没有什么区别。


塞勒还可以把家长的循循善诱行为称做“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”,而把小学生不得不选择做作业的决策看作一种“社会感染力”视角。顾名思义,“社会感染力”不过是“群羊效应”的另一个好听的说法而已。


事实上,当理查德·塞勒获奖的时候,越是深入读他的作品,我的这一印象就越发清晰:塞勒就像一位家长一样,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并对待社会中并不总是理性的“儿童”,而这些儿童,是经济行为中的行动者。


之前,他们被主流经济学家看做是“理性经济人”,总是在行为决策中头脑冷静,做出最自利的选择,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。但塞勒的研究表明,人性之复杂,显然并不如此。


▲在特定场合下,成年人都不一定是“理性经济人”


人既不完全自利,也不完全自私,只是个非完全理性的个体,这就是他的结论。在《最后通牒博弈》一文中,通过观察最后通牒博弈这种游戏得出一个结论:在试验中,有些人看重公平,有些人看重博弈,并非经济利益总是最大化的。


在社会保障,以及储蓄、社会福利、信用市场、环保政策、医疗保险,婚姻制度等领域,政府该不该干预,如何干预?在这些领域如何运用选择设计这一新兴思想对人们“施加助推力”,从而“使人们能够做出令自己更加健康、富有和自由的决策”,比如,美国联邦医疗保险设计处方药计划?


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时,当时副总统戈尔提出一项政府指令,将处方药保险以单一计划纳入联邦医疗保险,然后将此方案提供给所有老人;而当时共和党的候选人小布什则提供许多种药物计划,消费者可以选择是否要加入、以及加入哪一种计划。


塞勒认为,虽然大家都认为处方药保险能符合计划者最初预期,但从选择设计角度上说,若因为对美国老人太有信心而将选择权完全交给他们,将更不利于他们去做出明智的决策。



这跟把做不做作业、选择一颗棉花糖还是两颗棉花糖的选择权完全交给4岁的儿童一样,是靠不住的。


塞勒主张,涉及复杂问题,设计者要创造对使用者有利的设计,除了要了解一般人需要何种服务以外,还要注意简单至上。


“我为什么一定做作业?”,和“我为什么一定要交社会保险金?”一样,并不一定是选择越多元、越复杂越有效的选择题。


比如他后来的研究表明,在美国传统养老金福利减少,个人储蓄率低下,很大一部分人冒着未来资金不足的风险,用透支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惯有的生活方式。


而参与养老金计划的员工数量不足,加上经济危机复苏缓慢等一系列的因素,将导致美国史上可能出现的最大退休危机。这还是社会总福利视角的,并未整体背叛新古典经济学的整体框架。


塞勒设计了一项“为明天储蓄更多”的方案,要求美国401(k)计划的参与者在每次加薪后同意自动提升他们的贡献率,把储蓄率和薪酬增长挂钩,要求员工从现在到今后提高他们的储蓄金,并且利用惯性使人们留在这项计划中。


在使用SMT的第一家公司中,参加过这项计划的员工最终储蓄率从3.5%增长到13.6%,几乎4倍的增长。这样的结果当然会让交养老保险更多的人在退休后更加受益。


这像不像家长在用假期礼物奖励孩子努力做作业、答对题、以及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来“保护孩子的利益”、以期让他们上北大清华常青藤一样可以理解呢?


我没有答案。因为我常常困惑。


一方面,存在一个问题:替代孩子们做出决定的家长,一定是时时理性、事事理性的吗?影响选择者的“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”者,方案是事事正确、时时正确的吗?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没有被任何一位主流经济学家预测到,就曾经很打脸,比用计量经济学/计划经济去指挥现实而出现的大饥荒更加打脸。


另一方面,我常常觉得,或许犯错误,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完整和美好。一个成年人犯错误都可以理解,要求4岁的孩子运用绝对的理性去控制未来,未免太残酷了。还有,人的资质天生不同,以整体的自然禀赋而论,有几个人可以真的能够上得了北大清华、进的了常青藤?


当然塞勒比我悲天悯人得多也积极得多,但我想,孩子的未来,还是交给他们自己吧。比起对人半信半疑、却对自己确信不疑的塞勒,我更愿意相信,除了上天给予的天分之外,“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”。家长的影响力,有用也有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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